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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海三舰 广甲 广乙丙

归档日期:06-29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单舰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广东是中国重要的沿海省份,濒临重洋,锁钥南中国门户,海防地位极为突出,清初根据在各沿海、沿江省份设立水师的海防制度,布署有一支兵力雄厚的广东外海水师,为数二万人以上,在当时各省的外海水师中属于翘楚(在两广总督属下,另还有一支广西水师,属于内河水师,负责广西省的江河缉盗,而两广洋面的海防,则全由广东水师担当)。广东水师提督最初驻节在惠州,后来因为虎门一带控扼省城广州的门户,战略意义重要,遂移提督署于虎门寨。广东水师辖下由水师提标(提督直属的部队,计有5个水师营)、南澳、碣石、北海、高州、琼州5个水师镇,以及一些零散驻防各处的独立水师协、水师营组成,最多时装备有180余艘各型战船,主要名目有米艇、拖风船、赶缯船、艍船等,全都属于旧式帆船,船型以中国传统的广船、福船样式为主,其中最大的战舰是水师督船,但也不过排水量数百吨、载10门前膛铁炮而已,这样的装备,缉贼拿盗尚可使用,到了近代,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,则相形见绌,不堪一击。

  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起源地,也是战争中受冲击祸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,建设近代海军之议兴起后,广东也很快顺应风潮,开始了创建西式海军舰队的努力。但有别于在水师之外另起炉灶建设新军的北洋、南洋以及福建,广东并没有单独再设立一支新式的舰队,而是在旧式广东水师的体制框架内,换装近代化军舰而已,因而后来广东水师这一称谓指的仍然是水师,但已经包含了旧式战船与西式战舰两层内容。

  1874年爆发的日本侵略台湾事件,引发了清政府内新一轮的海防建设热潮,按照确定的海防战略布署,当时全国的沿海防务分为南洋、北洋两个系统,由南、北洋通商大臣负责,北洋防御自山东半岛开始,上溯至鸭绿江口的海疆,而除此以外从山东半岛,下划至南沙、西沙的广阔海域,全由南洋守卫。在这张防务图中,广东的海防是被划归南洋统一管理的,按理应当属于南洋水师的管辖、巡弋范围,但是从一开始,广东就显露了极为特殊的地域独立和排他性,历任督抚大员都始终坚持独立于国家海军计划之外,强调要自立山头建设本省的近代化舰队,坚决拒绝他方力量的介入,以至清政府建设统一的南洋海防计划变为泡影。广东海防力量的这种强烈的地域独立性,贯穿了清末至民国的全过程,民国时代尽管广东海军一度被统编为海军第四舰队,但依旧貌合神离,直至抗日战争胜利,中国海军才最终归于一统,基本实现了所谓的“四海一心”(民国时代中国海军分为东北系、中央系、广东系、电雷系四个地域色彩强烈的派系,“四海一心”是当时国家号召海军界抛除畛域之见,实现海军统一的口号)。

  广东独立发展海军的这种举措,很自然地招致清政府中央以及南北洋的非议、冷视,乃至暗中拆台,始终未能获得有力的国家支持,经费等方面都必须主要依赖两广自力更生,因为地方的财政能力有限,所以自1867年广东巡抚蒋益沣与两广总督瑞麟会商,向英、法购买西式军舰开始,广东购买、建造的西式军舰都极小,没有一艘的排水量能越过千吨,舰船的武备也没有可观之处,仅仅适用于替代旧式木质战船,在沿海和内河充作捕盗缉私用途,实质不过是蒸汽化的水师而已。1884年,清流健将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署两广总督后,目睹现状,着意要加大广东的海防力量建设,其间为了筹集建设资金,甚至不惜从赌博税中提取经费。为获取西式舰船,张之洞一方面向西方购买了一批为数可观的鱼雷艇,另外在广东军装机器局原有的船坞基础上,创办黄埔船局,自行建造了一批军舰,但由于黄埔船局船坞规模小、技术力量薄弱,尽管建造了为数颇多的军舰,但是质量上并无太大进步,仍然都是一些小型的旧式炮艇,“(广东)海上巡防东西相距二千余里之遥,实乏巨舰分扎其间,用资号召”,为尽快拥有能航行远海的大型军舰,壮大广东水师的力量,在内购和进口军舰两条路的选择上,张之洞将目光投向了闽江之畔的福建船政局。

  和福建船政局之前建造的旧式巡洋舰一样,“广甲”舰身上也具有浓浓的法兰西血统,属于典型的法式巡洋舰。“广甲”舰主甲板上重要的特征是3根桅杆,其中前后2根桅杆为铁制,上方设有用于了望和攻敌的桅盘,中部的1根则是木质,出于强度以及实用考虑,这根桅杆上没有设置大型的桅盘。这种3根桅杆的设计,主要的好处是必要时可以张挂风帆,采用风力航行,节省煤炭和航行过程中的补给时间。

  由于靠近舰艏的位置装有桅杆,前甲板空间有限,“广甲”舰无法在舰艏甲板上直接装备火炮,而改为采用耳台布置法,在前桅附近两舷设置突出船体的耳台,这也是法式3桅军舰标准的前主炮布置方法,“广甲”的2座耳台内各装备了1门150mm口径的克虏伯后膛炮,可作120度旋转,火力能覆盖军舰前后方的较大范围,另外在舰艉还装有1门同型的火炮,旋转角度更大,为210度,这3门150mm口径的克虏伯火炮就是“广甲”舰的主炮。在主炮火力覆盖不到的范围,船体中部的主甲板两舷各安装2门120mm口径克虏伯后膛炮,通过开设在舷墙上的炮门向外射击,旋转角度90度。“广甲”舰还安装了用于攻击敌方舰面人员和鱼雷艇的小口径速射炮,前后2根铁桅的桅盘内各装备有1门哈乞开斯37mm五管速射炮,烟囱前的罗径舰桥上左右也各装备有1门该型火炮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这些武器的价款并不包括在船价内,所需的121040两银,需要两广另外再行支付。

  两广订造的2400匹马力级别军舰共3艘,计划中的舰名分别是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、“广丁”,由于属于同型,可视为“广乙”级。这级军舰排水量略小于“广甲”,为1000吨,舰长71.63米,宽8.23米,吃水3.96米,装备2台蒸汽机,1座燃煤锅炉,主机功率2400匹马力,航速16.5节。舰体采用铁胁木壳结构,比较特殊的是,这级军舰在水线附近纵向铺设了中高边低的装甲甲板,即穹甲甲板,尽管厚度只有1英寸,防护能力显然有限,但这级军舰由此可以视作是穹甲巡洋舰,而这也是福建船政局自行建造穹甲巡洋舰的开始,运用两广的经费,船政局获得了难得的技术试验和积累机会,除穹甲甲板外,军舰上运用装甲防护的部位还有一处,即厚达2英寸的装甲司令塔。

  “广乙”级军舰,是由福建船政局工程人员自行设计的产物,主要是在建造“广甲”舰获取的经验基础上,参考了法式同类巡洋舰,以及西方穹甲巡洋舰的设计先例。军舰主甲板上同样装有3根桅杆,类似“广甲”舰的设计,用意也一样,即可以张挂风帆航行。舰艏采用了很不寻常的龟甲状甲板,这种当时主要使用在鱼雷艇上的甲板样式,在高速航行时具有破浪性能好的优点,而且龟甲甲板下方的空间内,还可以布置鱼雷装填通道,与这种甲板样式相匹配,“广乙”级军舰的舰艏左右各布置有一具14英寸口径鱼雷发射管,与大型鱼雷艇的布置如出一辙。巡洋舰的舰艏同时布置2具鱼雷发射管,这种设计会让人产生极为深刻的第一印象,即这型巡洋舰很像是放大了的鱼雷艇,显然将鱼雷作为了主要的武器,似乎为了更充分说明这一点,“广乙”级军舰中后部主甲板下的两舷,还各装备了1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,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武备配置,“广乙”级在中国的史料中,又留下了鱼雷快船的称谓。与强大的鱼雷兵器对比鲜明,在同时代的巡洋舰中,“广乙”级的火炮装备显得稍稍单薄,主炮采用了3门口径只有120mm的克虏伯后膛炮(“广乙”舰为1门150mm克虏伯炮,2门120mm火炮),布置方法和“广甲”级军舰一样,2门分装在前部两舷的耳台内,1门安装于舰艉,此外,另有4门47mm口径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安装在舰桥附近。综合来看,“广乙”级的设计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,即可作为大型的鱼雷突击兵器使用,可以航行至远海作战,同时搭载的火炮威力又大大超过小型鱼雷艇,而且舰体防护上还采用了时髦的穹甲设计,这些设计思路很类似于当时还处在襁褓中的驱逐舰。

  “广甲”舰船体由船政局工程人员魏瀚、郑清濂、吴德章监造,轮机由陈兆翱、李寿田、杨廉臣监造,1887年8月6日下水,12月4日由船政大臣裴荫森监督出海航试,首任管带武永泰,大副程璧光,航试通过后当即交付给两广使用。“广乙”舰于1889年8月28日下水,“广丙”于1891年4月11日下水,而“广乙”级的末舰“广丁”舰接近下水时,张之洞因开办汉阳铁厂,已调任湖广总督,继任的两广总督李瀚章因经费支绌,未能继续协款,1890年10月11日经当时的福建船政大臣卞宝第奏请,改为由船政水师自行接收使用,更名为“福靖”。由此,先后加入广东水师的新式大型军舰有“广甲”、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3艘,对比当时拥有大量西式舰船的北洋海军,这3艘广字舰的性能并不突出,而在南洋,尤其是两广,这3艘军舰可以说是一时翘楚,受到各方注意,广东水师也因获取了这批大型军舰,实力发生飞跃,真正成为了一支重要的海防力量。

  在此后的历史中,这3艘军舰作为广东水师的主力被倚为南海柱石,1891、1893年作为广东水师的象征,先后2度北上参加南北洋会操,直至最后在北洋海军序列内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。早在188年,南北洋会操时,两广坚持特立独行的发展之路,拒绝派遣军舰北上会操,使得南北洋大为恼火,而此时畛域观念强烈,历来不服中央调派的广东水师,态度突然作这么大的转变,尤其是主动加入到甲午战争中,让很多后人为之大惑不解。对于这些疑问的解读,有论者说是因为当时两广疫痢盛行,北上会操结束的3舰官兵不愿转棹南返,结果滞留在北方顺势参加了战争,也有说是因为“广丙”舰管带程璧光自作主张,上书请战之故。但是这些解释显然都过于牵强,查考史料,当时两广确实流行过瘟疫,但是并不如所说那么严重,何况“广甲”舰中途还曾单独返回广东运送荔枝北上,可见这条理由并站不住脚。而程璧光只是一舰管带,即使上书请战,如果得不到两广总督的首肯,北洋也无权力调用广东军舰,只要对比甲午战争中,清政府中枢数度下谕旨征发南洋水师的军舰北援,而南洋大臣对此置若罔闻,就足见当时枝强干弱现象之严重了。两广为何在海防建设态度上做出如此转变,实际从当时一项重要的人事变动中可以看出端倪。

  1890年,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还在福建船政局建造时,张之洞被调任湖广总督,兴办钢铁厂,李瀚章受命接篆,继任两广总督一职。由于对海防事务没有太多认识,而二弟李鸿章正在北方兴办新式海军,因而从上任开始,在处理属下的海防事务方面,李瀚章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亲北洋作风,先是为新造的“广甲”等3舰拣选军官,两广自身没有海防人才储备,但也并不愿意借才福建,而舍近求远,改从北洋海军的现役军官中,选调南来广东管带新式军舰。先后调往广东水师任职的北洋海军军官计有“广甲”舰管带吴敬荣、大副宋文翙,“广乙”舰大副温朝仪、二副冯荣学、“广丙”舰大副黄祖莲、二副蔡灏元、大管轮詹成泰等,一时间广东主要军舰上的要职,几乎都由北洋调来的军官担任。

  根据《北洋海军章程》的规定,清末新式海军模仿旧制,每隔3年各处舰队要会操一次,协同演练,增进舰队间的配合与熟习。1890年4月末,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访问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西贡后北返经过广东,已由李瀚章接管的两广一反常态,主动派出 “广甲”舰随同北洋舰队北上,以预先练习,以参加次年的南北洋会操。 1892年初北洋海军例行冬季南下巡弋,在福建船政维修保养,与新造的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会同编队开航广东“回访”。1894年两广更是派出“广甲”、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全部3艘新巡洋舰,由广东水师记名总兵余雄飞统领一起北上会操。在李鸿章向清政府报告会操情形的奏折中,对于广东军舰的表现溢美有加,“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,整齐变化,雁行鱼贯,操纵自如”,“中靶亦在七成以上”。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于老上级的兄长,也极为尊敬,往来信函电报中,异乎寻常地使用愚侄、门生自称,对于广东军舰,不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称“粤之三船,合校炮雷两技,大率得有八成,能从此敏求无怠,乘时逐渐扩充,逆料将来可期屏蔽岭南,折冲境外”,还从专业技术角度,中肯地提出很多意见、建议,鉴于“广甲”舰原有的横桁存在“笨拙不灵”的问题,丁汝昌专门派出帆缆教习、军士前往广东帮助修改,考虑到广东原有的鱼雷人才有限,为让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2艘以鱼雷为主要作战手段的新式军舰尽快形成战斗力,又派出鱼雷专业官兵赴广东帮助教练。1891年,丁汝昌致电向李瀚章汇报“广甲”舰参演情况,电报末尾有一段充满人情味的文字:“……前韩王见赐参枝,质尚非劣,用检红白两种,各十斤,附备药笼之选,望赐纳为幸……”,产自高丽的人参,饱含着北洋的深情南下。

  粤洋、北洋在李氏兄弟总督的节制下,开始越走越近,桀骜不逊的广东水师开始向北洋海军靠拢。家族、私人情谊,竟然能左右国家政治,晚清官场的状况,由此可见。

  1893年,“广”字三舰北上参加南北洋会操后,原本将会同北洋海军于第二年初一起南返,然而自1894年年初开始,中日关系开始出现紧张,进入春天以后,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起义,中日两国因朝鲜主权问题日显交恶,战争一触即发,为加强首当其冲的北洋海军军力,3艘广东巡洋舰被留用在北洋,与北洋军舰一起前往朝鲜沿海游弋,控制局势,策应在朝的陆军,以及侦察日本军队的动向。广东军舰之所以能够留用于北洋,两广总督李瀚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。

  战前的北洋海军,舰船样式陈旧,各舰炮位有限,火力单薄,为备战起见,丁汝昌、李鸿章曾一度提出申请,建议添购换装一批大口径速射舰炮,然而奏上如同石沉大海,一直没有回复。随着局势恶化,1894年7月2日,李鸿章致电江南制造局总办刘麒祥,要求江南制造局立刻将自行生产的4门120mm口径速射炮运往北洋听用。

  当时军舰使用的大口径速射炮,在中国又称为船台快炮、快放炮等,其“快”是相对于旧式后膛炮而言的。19世纪中期以后,世界各国近代海军中普遍装备了后膛炮,较之前膛火炮在性能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,然而此时的后膛炮在后座方面采用的是架退技术,即火炮的炮身通过炮耳轴与炮架相连接,火炮发射时由炮架承受后座力,底部带有滑轮的炮架驮着炮管整体后座,因此火炮整体非常很笨重,而且发射时会产生很大的位移,重新复位和瞄准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,导致火炮发射速度缓慢。为提高火炮射速,到了19世纪90年代,出现了管退后座技术,这种技术通过采用制退复进机使火炮发射后能自动恢复到原位,大大提高了火炮的射速,以前采用架退技术的旧式后膛炮发射一发炮弹的时间,新式的管退炮可以“放至四五出”,因此采用这种技术的火炮赢得了速射炮的美誉。

  大口径速射炮问世后不久,中国的军工技术人员即予以关注,上海江南制造局通过购买西方速射炮,逐件拆解仿制,于1893年6月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门大口径速射舰炮,口径120mm,有效射程7200米,射速每分钟3-4发。这门火炮随后便配足弹药被运送往北洋试验运用,但当时并未引起多少重视。李鸿章此时提出要求调拨的正是这种火炮,但由于江南制造局产钢能力有限,速射炮的生产数量极为有限,至甲午战争爆发前,总共只制造了12门。其中6门先前已被南洋大臣调走,1门留用于江南制造局,到达北洋海军的实际总数共为5门。

  这批速射炮在运到刘公岛后不久,很快便出现在了广东军舰上。根据此后的史料记载,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舰将原有的5门旧式120mm克虏伯火炮全部换装为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同口径速射炮,成为中国最早装备速射舰炮的军舰。至于李鸿章、丁汝昌为何没有将这批新式火炮安装到北洋嫡派军舰上,而是借用给广东军舰,除了浓浓的手足情谊外,想加强“广乙”、“广丙”这两艘较新式的穹甲巡洋舰的战力,应该也是原因之一。

  3艘“广”字军舰中,首先进入战争的是“广乙”舰。甲午战争前,“广乙”舰与德国造的穹甲巡洋舰“济远”同编在一队,被派往朝鲜沿海巡弋,以“济远”舰为队长。1894年7月25日清晨,“广乙”跟随“济远”舰从朝鲜返航回国,航行至朝鲜丰岛附近海面时,突然遭遇日本海军舰船。7:45,日本军舰“吉野”不宣而战,首先开火,挑起了丰岛海战,“济远”舰立即发炮还击,紧随其后的“广乙”舰很快也加入了战斗,奋勇抗击日本军舰。作为一艘以鱼雷为主要兵器,且航速较快的军舰,“广乙”采取了抵近发射鱼雷的战术,冒着日方猛烈的炮火,从侧后高速逼近至距日本军舰“秋津洲”号600米处,但在日舰的密集炮火下,“广乙”首先飞桥中弹,继而被击毁一具鱼雷发射管,幸而鱼雷未发生爆炸,“秋津洲”同时利用桅盘上的小型速射炮扫射“广乙”舱面,造成大量人员伤亡。随后,附近的日本军舰“浪速”又驶来,合力夹击“广乙”。

  面对强敌,“广乙”不甘示弱,巧妙航行至距“浪速”3、400米的位置发起攻击,“浪速”则使用舷侧速射炮与后主炮配合“秋津洲”猛烈轰击,在日方2艘新式大型穹甲巡洋舰毁灭性的炮火攻击下,“广乙”舰遭受重创,官兵死伤70余人,几乎占了全舰编制的一半,舱面设施荡然无存,液压舵机被毁,行驶不利,管带林国祥被迫命令转舵向朝鲜海岸方向退却。日本编队司令坪井航三认为 “广乙”已受重创,基本失去战斗力,而暂时舍却,改而配合“吉野”围攻“济远”。“广乙”遂得以退出战场,最后在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抢滩搁浅,为免遗舰资敌,管带林国祥下令凿穿锅炉,引爆弹药舱自爆,残存的“广乙”舰官兵则分水陆几路辗转撤退回国,“广乙”成为了甲午战争中中国损失的第一艘主力军舰。“广乙”舰的管带林国祥,广东广州人,因为英语功底扎实,与邓世昌等一起被选入原本不会接受外省学生的福建船政,成为后学堂第一届学生,后被调入广东水师任职。因为在丰岛海战中作战顽强,受到各方重视,黄海海战后继方伯谦之后任“济远”舰管带。

  丰岛海战结束后不久,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展开主力会战,广东3舰中剩余的“广甲”、“广丙”全都参加了这次战役。“广甲”舰与“广乙”的老搭档“济远”结为小队姊妹,部署在北洋舰队阵形的左翼末端,起着阵脚的作用,首先进入了海战。黄海海战战至15:00左右,北洋海军数舰遭受重创,左翼的穹甲巡洋舰“致远”撞击日舰未果,壮烈沉没后,“济远”舰率先脱离编队逃跑,在其牵带下,同队舰“广甲”随之亦逃,导致北洋舰队阵形的左翼彻底崩溃,“广甲”于当天午夜在大连湾外三山岛附近触礁搁浅,后经抢救无效,被迫拆卸武装后弃舰,2天之后被日本军舰彻底击毁。“广甲”舰管带吴敬荣,字健甫,安徽休宁人,留美幼童出身,黄海海战后以随逃罪,受到革职留营的处分,后来有论者以吴敬荣驾舰逃跑仅受薄惩为由,认为黄海海战中的方伯谦案属于冤狱,实际方、吴2人逃跑一先一后,均属罪无可绾,值得探讨的是吴敬荣为什么没有判处重刑,而并不能以此作为为方伯谦开脱的说辞。

  “广乙”的同型舰“广丙”在黄海海战中属于第2批进入战场的军舰,“广丙”先与福建船政局同门兄弟“平远”舰结为一队,在鸭绿江口担负登陆场警戒任务,海战爆发后,2舰率领4艘鱼雷艇一起赶往主战场增援。“平远”、“广丙”进入战场后,即将目标锁定为日本舰队旗舰“松岛”号,“广丙”一度突击到距离“松岛”仅数百米处,准备发射鱼雷,但因无法抵御日本军舰舷侧速射炮的密集炮火,而被迫暂时退却,最终坚持至海战结束而随舰队返回旅顺。在紧接着而来的威海保卫战中,除了与舰队各舰一起抵御日军的水陆夹击外,在刘公岛局势急转直下后,还默默承担了许多不堪忍受的痛苦责任,1895年2月9日,未免战舰资敌,“广丙”受命用鱼雷彻底击沉了已经搁浅的“靖远”号,未能在战争中摧毁敌舰的鱼雷击穿了友舰的身躯。14日下午3时半,“广丙”舰驶出威海港,载着接洽投降的代表,“广丙”舰管带程璧光与威海营务处提调道员牛昶昞,赴日本海军旗舰“松岛”签订《威海降约》,南粤的这艘巡洋舰见证了北洋海军覆灭这一悲惨的历史时刻。

  “广丙”舰战后和残余的北洋军舰一起被编入日本海军,1895年10月被派往已被日本侵占的台湾担负“警戒”工作,12月21日在澎湖群岛触暗礁,于下午2时17分完全沉没。“广丙”舰管带程璧光,广东香山人,福建船政后学堂科班出身,甲午战争后被革职,后参加兴中会,民国时代一度出任海军总长。威海营务处道员牛昶昞,河南项城人,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同乡,因在修建旅顺基地时有功而改任威海,甲午战争后被革职,1895年在河南老家抑郁而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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